为什么各地的上古神话里都有大洪水？

作为先民解释未知世界的重要手段，神话几乎在每一片人类所涉足的土地上出现。然而各时各地的人都会在神话中融入当地环境、风俗抑或是信仰，不断引入的素材将替代神话的原始面貌，故事的梗概容易遭到破坏而变得模糊难辨，早期的特征也会被减弱乃至消除。

因此，对于传统神话的不断复述会引发有意或者无意的错置，而且通常会编造得相当有技巧。神话在传承的过程中总是多灾多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找寻到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捏泥巴造人，比如英雄创世、化身万物，比如天堂与地狱，比如意味着毁灭性灾难的世界性神话母题——大洪水。

东西方的创世神话中大多都涉及到了水。根据荣格的观点，神话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最深处某些内容的发挥性描述，而水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象征。一方面水孕育了生命，另一方面我们又忌惮于洪水的破坏性，因此我们对于水既依赖，又敬畏，这种自相矛盾的复杂情感一直存在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中，难以消退。

当然，这并没有解释大洪水世界在各地神话中不约而同出现的合理性。

英国人类学家葛瑞姆·汉卡克（Graham Hancock）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上帝的指纹》（Fingerprints of Gods）的书，书中收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关于洪水的神话，除了我国的大禹治水与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还包括中东苏美尔神话、中美洲阿兹特克神话、玛雅族的洪水神话、阿拉斯加、马来西亚，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腊等地的神话。据葛瑞姆统计，全世界已知的洪水神话与传说有500多则，其中62则的形成各自独立。

虽然各则神话中对于洪水事件的描述不尽相同，但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关于洪水的成因也显现出明显的趋同性，比如天神的惩罚。

在所有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便是希伯来神话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是强暴”（《创世纪》），上帝后悔造人，于是决心用洪水毁灭人类，但又心存怜悯，因此选定义人诺亚一家八口作为人类生命的延续，造方舟避祸并建立一个新世界。

油画《诺亚方舟》，西蒙·德·米尔（Simon de Myle），1570年。图源：公共领域

宗教赋予人类的原罪性在这则故事中表露无疑，作为亚当夏娃后代的信徒终日生活在有罪的阴影里承担连带责任，只有信教才能得到救赎，在非信徒看来未尝不是道德绑架的典型案例。

在19世纪以前，《圣经》里的故事通常会被当作史实对待。在19世纪中叶对《吉尔伽美什史诗》进行成功发掘与破译之后，人们才发现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史诗》中所记载的两河流域洪水神话的翻版，其蓝本是苏美尔早先的洪水神话。在苏美尔神话中，诺亚原本是赛苏德罗，上帝原本是恩基神。

而在《史诗》中，塞苏德罗变成了苏美尔人信奉的祖先乌特那匹什提，恩基神变成了伊耳神,《史诗》丰富了故事细节，方舟的制作工艺也有了细致的交代。而在古希腊的神话版本中（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诺亚又变成了丢卡利翁，上帝变成了宙斯。

《变形记》（Metamorphoseon libri）中关于洪水的插图，作者：拉斐尔·雷吉乌斯（Raphael Regius）。

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传说中频繁出现。英国的民族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曾指出：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130多个印第安种族中，每个种族都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

南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里，一对兄弟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起初他们只吃树根和野草，但过了段时间，他们发现每次外出回来都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食物。兄弟两暗中窥伺，终于发现了这是两只鹦鹉干的。每当他们外出，两只鹦鹉就会溜进他们的家中，褪下翅膀幻化成女性的模样替兄弟两料理家务。最后兄弟两扣留了两只鹦鹉当妻子，再续人类文明。

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里，故事略有不同。一名男子在老祖母的指示下用木头造出一只箱子，洪水来临的时候男子带着一条黑母狗和谷粒、豆子等物件进入木箱子避难。洪水过后，男子同样发现家中总有凭空出现的玉米面饼，最后发现是黑母狗会趁他不在家褪下毛皮变成女人。男子用尼塔玛水（nixtamal，烹煮玉米用的石灰水）为她洗浴，二人喜结良缘，重新繁衍出了人类。

公元前10世纪的印度经书《百道梵书》中则有摩奴救世的神话故事。传说摩奴得到一条鱼的启示，在洪水来临之前造了大船，并由鱼拖到北山，从此摩奴成为人类的始祖，衍生出子子孙孙来。这一故事在几百年后的印度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中得到了进一步演化，摩奴成了太阳神毗婆薮的儿子，一个苦行者；而那条大鱼，则是创世者大梵天的化身。

摩奴救世。

我国也有类似的神话故事，比如以布依族神话《赛胡细妹造人烟》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传说。这一标题翻译过来便是《伏哥羲妹造人烟》。相传那时候雷公偷懒不布雨，搞得人们颗粒无收，人间大旱。布依族的英雄布杰将他抓住栓在了山寨门上，过往的人们都来唾骂雷公。

被囚禁的雷公饥渴难耐，得亏伏羲兄妹相助求得一口水喝，雷公因此得以逃脱，并在逃回天庭之前给了兄妹两一颗牙齿，让他们种在田间。雷公的牙齿长成了一个大葫芦。在雷公发起灭绝人类的滔天洪水时，伏羲兄妹就钻进大葫芦里随波飘荡，躲避灾祸，最后落到山上重新繁衍。

绢本：伏羲女娲交尾图，唐代绘制，1965年新疆出土。

古时世界上的各民族鲜有文化交流，更何况先人所面临的不可能只有洪水这一灾祸，旱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变化多端，为何只有洪水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之中？

到了19 世纪下半叶, 人类文化学在世界范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起各地神话所表现出的莫名相似，对于为何世界各地都会有关于大洪水神话的这一问题，层出不穷的理论解说林立繁杂。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度较高的解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各民族人们心理状况的趋同性决定了神话的相似。这一理论通常被称之为“ 题材自生说” 。该理论的代表学者——德国学者阿道夫· 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认为神话是一种“人的观念 , 每个民族自身都会发展出一定的思想”, 人类心理的统一性——即“ 自发（或初级）思想” 决定了包括神话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相似性。

这一观点与英国学者爱德华· 泰勒（Edward Tylor）对于“人类的性格和道德显示出现象的单一性和常态”不谋而合，泰勒认为，各种族或民族“在观念、幻想、习俗和欲望上惊人的相似度”或许可以解释神话的相似之处。

伊斯兰教中关于洪水与方舟的插画，由于与基督教同宗同源，因此其中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也大致相同。图源：gigcasa

第二，各民族神话的相似性也可能是文化扩散的结果——正如人类文化也是由一个或几个地区发源并向其他地区传播一样，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题材游动说”。德国学者西奥多·本·法伊（Theodore Ben Fahy）曾断言：印度文学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唯一渊源, 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都是从印度传播扩散到各地的。英国学者G ·E· 史密斯（G ·Elliot· smith）则只承认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埃及。他相信一切神话的源头都来自于埃及，然后才由巴比伦继承并传播开来。总的来说，这一学说认为“文化是没有脚的”，而人类毫无疑问充当了文化搬运工的角色。

单就这两套理论来说，前者并未对观念一致的深层原因作出充分解释，而只是以宽泛的方法论倒果为因，因此难免显得空泛，缺乏说服力；后者则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类的创造力，把神话和神话的创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割裂，同时对于时间顺序的忽视使其显得片面和生硬。两者虽然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但显然都不是最终正解。

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有言之：“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

埃及伊德夫神庙中记载大洪水事件的浮雕。图源：公共领域

如若洪水神话是初民凭空想象的“纯粹神话” ，这在个别民族中倒很正常，但世界范围的杜撰和想象，未免太过巧合。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大洪水事件确实曾经发生过？

19世纪20年代，由牧师亚当· 塞奈威克（Adam Sedgwick）和威廉· 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领导，英国的地质学家开始着手检验冰河时期的淤积物，看它们是否是由单一的某次大洪水所产生。人们相信，如果真有一场席卷全球的洪水大灾变，那么地层深处则极有可能保留有洪水的迹象，由此科学开始以自己的手段介入神学。

结果却难免令人失望：淤积物并不是同时代的，而是代表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即多重冰河期）。在他们各自的最终报告中，两位牧师都明确宣布并不存在世界性的大洪水。

而另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查尔斯· 莱尔爵士（Charles Lyell），在1829年也发文否定了全球性大洪水的存在，并宣称诺亚洪水是“一种超出哲学研究范围之外的超自然的事物” 。

国人熟知的故事大禹治水，因年代相差甚远，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图为大禹治水浮雕。

当一种文化开始以科学或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神话的时候，庙宇变成了博物馆，神话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会反被割裂，而前者的生命力或多或少会在这一过程中丧失。这是在神话求证过程中文化居民所必须要付出的赌资，赢家永远是少数。

有意思的是，对于洪水神话的研究进程却跟神话本身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上世纪60年代末，就在人们普遍从地质学角度否认了全球性大洪水的存在之后，两条美国海洋考察船从墨西哥湾底部钻出几条细长的沉积泥芯，这些泥芯中记录了一亿多年来气候变化所留下的信息。

迈阿密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各自对此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均发现了海水含盐量在11600年前的一次剧变。他们认为当时北美冰帽的突然坍塌导致大量融冰涌入墨西哥湾，全世界的海洋水位因此以海啸的速度猛增（20小时绕地球一周）。如果这一猜测成立，则毫无疑问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全球性洪水大爆发。

除此之外，上世纪末曾经流行过另一种企图坐实大洪水事件真实性的理论——黑海大洪水假说。这一假说由美国海洋学家威廉·雷恩（William Ryan）提出，他认为伴随着一万多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黑海里的海水大量蒸发，陆地开始形成，而流入黑海的几条河流在往后的3000年里带来了大量的淡水，人类得以栖水而居。

但不幸的是，黑海的快速蒸发使得此处的水位越来越低，逐渐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侧的地中海形成100米的水位差。横隔在两片海域中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不久后发生决堤。根据雷恩博士的计算，决堤之后每天有500亿吨的海水从地中海涌向几近干涸的黑海，相当于尼亚加拉瀑布200倍的流量，黑海的水位则已每天20厘米的速度迅速增长，海岸线的扩散速度达到了每天数千米。

黑海与地中海仅相隔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图源：google

通过放射性碳同位素年代测定，雷恩认为大决堤发生的事件是距今7000多年前。对于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人类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然而2004年有人曾提出，藻类化石标本证明当时的黑海中仍有大量半咸水生物存在，而农业灌溉需要极低盐分的淡水，黑海孕育出人类文明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但是紧接着又有了新的发现，早年间发现“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巴拉德（Robert Ballard）在2015年的时候又在黑海底部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而半咸水生物的存在痕迹最高只能追踪到6500年前，如此迅速的水域咸度变化更是佐证了大洪水的存在。

在黑海底部发现的古沉船残骸。图源：national geographic

在黑海大洪水假说被提出的同一年（1997年），当时还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我国著名学者朱大可发表了一篇名为《洪水神话及其大灾变背景》的论文，文中提供了另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观点。

他将洪水神话流传最广、最完整的亚洲腹地视作“洪水话语中心区”，而这一区域的中心便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尖锐地域。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第三阶段（亿万年来）与人类文明史大致平行，而古人类进化链的缺环进一步证实了人类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闪现断代，因此朱大可认为：板块运动所产生的热量造成了气候的短期异常，冰川的消融使得洪水的爆发不可阻挡。

在一次次的磨难与牺牲过程中，“在肉体方面，人获得了强有力的性和繁殖的机能，而在灵魂方面，人在对洪水景象的沉思中看到了众神的模糊容颜”。

与此同时，渴求“神迹”的人们仍在坚持寻找诺亚方舟留存于世的证据，希望借此证明大洪水的真实性。2010年4月28日，一支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址，地址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海拔超过4000米处，而碳元素鉴定的结果也表明这些木质结构诞生于4800多年前，与经文记载的诺亚方舟时间几近吻合。

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所公布的船只残骸部分照片。图源：Getty

但也有很多人表示了明确的怀疑，理由比如他们并未能找到发生在那个时间的远古洪流痕迹，而木材样本也只是柏木而非圣经中提到的歌斐木。英国牛津大学古代史讲师尼古拉斯‧普塞尔（Nicholas Purcell）质疑说：“如果公元前2800年欧亚大陆已被3000多米深的洪水所覆盖，在那之前已存在数个世纪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何可以生存？”

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声称发现了诺亚方舟。1919年就有俄罗斯的飞行员曾经拍下一张亚拉腊地区的照片，照片中显示了冰川下一个模糊的暗色斑点，后被证实只是个异常的岩石结构；1973年美国利用人造卫星侦察前苏联部署飞弹的情报时，也曾拍摄到终年冰封的亚拉腊峰上，有一块庞大及呈现明显长方形的“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