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每一种文明似乎都总是高估其自身价值的客观性，于是，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都视为异端，进而简单粗暴地将那些与自身迥异的文明看作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而以《忧郁的热带》闻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提醒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之间并不存在那种我们想象出来的鸿沟——它们应该是彼此充满张力的存在。
在《我们都是食人族》一书中，斯特劳斯专门花费了一个章节来讨论割礼现象（“社会问题：割礼和人工生殖”）：为何男性割礼被允许存在，而女性割礼就是在侵犯人权？这无疑又是一个观察者视角的问题——法国在1988年之前认定女性割礼为比较轻的罪，而1988年的一例案件后，则将女性割礼视为故意袭击与伤害的重罪——但其实，和欧洲人认为的正好相反，这些女性实施割礼并非受到男性的强迫，而是“女性间的秘密”，女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样，接受割礼（不接受割礼的女孩被视为不纯洁，甚至可能找不到结婚对象）。澳洲或非洲土著在对待割礼问题上，自然会有他们自成一体的内部逻辑和价值体系，只不过，这些对于以欧洲为主体的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团体）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割礼是野蛮而荒谬的，但这种行为是否在法律意义上有罪？一种文明是否可以以自身的律法判定另一种文明的“罪”？
男性秘密社团并没有遍布全球，但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它们屡屡出现。这种组织的广泛性会不会透露出什么关于进化和人类行为的重要信息？图片来自唐纳德·图钦，《食火鸡的复仇》（The Cassowary’s Revenge），1997年。
秘密社团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它们居然”秘密地“非常引人注目。据人种志记载，这类团体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迹可寻。尤其在美拉尼西亚、亚马逊河流域和西非地区，有文献对这些社团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混合性别或者纯女性的秘密社团不是没有，但是那些有着武力控制、以及用残忍地的手段惩罚外来人和触犯禁忌者的社团往往是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根据它们排外的本质和与男性性别角色的紧密联系，这些纯男性的秘密社团可以被很贴切地称为“男性邪教”（men’s cults）。不管是狩猎-采摘社会、种植社会还是农业社会都有这类团体的踪迹，虽然到今天，很多“男性邪教”团体已经消失了。
男性邪教是一种“阳谋”。“男人屋”是教徒们聚会的地方，也往往是村落中最大的建筑，坐落在村子的中央，这里是最具威严的区域。例如，在爱德华·威廉姆·尼尔森（Edward William Nelson）的记载中，阿拉斯加大陆和白令海峡的岛屿上，“卡西姆”（kashim，男人屋）是“社会和宗教生活的中心”。不打猎或者采摘时，大部分成年男性和半大小子们都呆在卡西姆里。卡西姆的宗教意义最为显著，它是男人们的仪式中心，教团中的圣器——通常是些面具、乐器——藏在这里，远离女人和儿童。
用羽饰装扮的孟杜鲁库族人人头。图源：wordpress
看到圣器的人会接受残酷的惩罚。例如，在亚马逊流域的孟杜鲁库族（Mundurucu）中，窥看到圣笛的女人会被轮奸；而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看到圣器的女人会被处死。男教众们在女人和儿童看不见的地方抡着吼板（Bullroarer，澳大利亚等地土著用于宗教仪式的一种旋转时能发出吼声的木板）、玩着箫，告诉妇女和儿童这些动静是祖先们的声音。
“带面具的教团是社会控制女性、儿童、奴隶和外国人的载体，”伊丽莎白·伊斯切（Elizabeth Isichei）在《1870年前的非洲社会史》（The Sambia: Ritual, Sexuality, and Change in Papua New Guinea）中写道。尼日利亚艾克普（Ekpe）秘社的女性成员带着各种色彩的特制面具，而她们“不被允许看到黑色的面具，违者处死”。在描述阿拉斯加的秘密团体时，人类学家本·菲茨休（Ben Fitzhugh）写道：“这些社团掌握着神秘的知识、歌曲和舞蹈，能够在仪式中给予他们与邪灵、恶魔和妖怪媲美的力量……有不少案例指出，这些秘社仪式创造的初衷都是为了在女人和孩子心中制造恐惧。”
阿拉斯加仪式面具绘画，来自爱德华·尼尔森《白令海峡周边的爱斯基摩人》（The Eskimo about Bering Strait），1900年
拥有这种力量是要付出代价的。年轻的男孩对自己的入教仪式可能既兴奋，又恐惧，因为他们必须经历一系列要么折磨人、要么迂回曲折的仪式。例如，在澳大利亚西部沙漠的所有澳洲土著（Aboriginal）社会都有尿道割礼仪式。男孩子的阴茎下部被割开，暴露尿道，这道伤口在愈合后并不会合拢。人类学家罗伯特·通金森（Robert Tonkinson）在对马杜（Mardu，澳洲土著中支系之一）狩猎-采摘型社会的研究中写道，尿道割礼是“成为真正男人的徽章，是他们有资格参与神圣生活的证明”。其他男性社团的入教仪式通常包括仪式性的禁闭、皮肤穿刺、殴打以及鼻子或阴茎放血。
澳大利亚中部瓦拉孟加人 （Warramunga）的男性割礼。在澳洲土著的文化中，割礼十分普遍。图源：wikipedia
在某些社会里，例如新几内亚的萨姆比亚人（Sambia，种族的别名），入教仪式有着明显的性含义。从10岁起，男孩子就搬到男人屋中居住。在入教仪式的第三天，在经历了殴打、放鼻血、挨荨麻蜇之后，男孩们被带到了圣笛面前。他们站成一排，一个已婚男人从他们前面走过，挨个把一只小竹笛放在他们唇上。接着，他们被威胁、恐吓，吸吮这根笛子，仪式的目的，如人类学家吉尔伯特·赫特（Gilbert Herdt，也是萨姆比亚这个称呼的命名者）所写，是“教会同性之间的口交”。部落里的长者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喝精液，你们就无法爬树，狩猎袋貂；你就没有办法攀到露兜树顶采摘坚果。你必须喝精液……它能‘强化’你的骨骼。”一旦他们揭露社团的秘密，他们将受到死刑的威胁。
一位老会员在进行吸笛教学，图片来自吉尔伯特·赫特《萨姆比亚人：仪式、性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变化》（The Sambia: Ritual, Sexuality, and Change in Papua New Guinea），2006年。
这类具有折磨和创痛性的男性仪式与战争有着强烈的跨文化联系，而类似的仪式在组织内反复出现。萨姆比亚族群的男性秘密社团与古代斯巴达的战士社会有明显的相似性，例如，在斯巴达，男孩也是在7岁就离开母亲，到男性之屋或者营房生活，经历难以忍受的仪式，其中包括与年长男性发生性关系。
男性邪教的意义何在呢？包括人类在内，对于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来说，雄性拥有更强烈的独占资源的倾向，包括食物、领地、雌性、知识，以增加他们繁殖的几率。这为战争和通婚这类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神秘的仪式可以笼络年轻人，让他们变成可以战斗的士兵，而与敌人和邻邦的通婚可以有效的减少近亲结婚，巩固联盟；这也可以解释在这些社会中男人对女人制度性的不信任甚至仇视，他们通常认为女人们是被玷污的、不干净的。
“不管是在世俗言语还是在宗教仪式中，女人们都被描述成危险、不洁的劣等人，男人一生都应该对女人保持怀疑，”赫特这样描述萨姆比亚社会。在阿拉斯加的社会中，尼尔森写道，“人们认为月经期间的女性是不洁的，猎人们必须躲开这些女人，否则就捕获不到猎物。”这可能是一例社会常识对自然生理性厌恶的发掘以及再解释。
男性邪教中，年长的男性似乎总在性方面控制年轻男性，以此减少生殖竞争，稳固他们自己父亲身份的确定性。和所有的雄性哺乳动物一样，男性发展出了一套策略，以增加与之交配的女性后代是自己血脉的可能性。在对西塔·阿拉佩什（Ilahita Arapesh，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种植社会）族群的描述中，人类学家唐纳德·图钦（Donald Tuzin）写道，“……他们针对婚前性行文有明确的禁忌，后果严重，而且显然非常有效。男性受到的惩罚比女性要重得多……”。巴拉圭亚契人（Ache）的狩猎-采摘型社会中没有男性邪教，但是社会的组织方式在这方面仍有共同点。部族禁止未成年男孩发生性行为，直到他们经历由年长男性主持的成人礼，仪式包括嘴唇穿刺和模拟棍棒打斗。在很多澳洲土著社会中，年轻男性无法结婚，而年长的男性能够有多个年轻妻子。
土耳其发现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可能就是一处男性秘密社团的圣殿。图源：Wikipedia
男性秘密社团在这么多不同的小型社会中的存在，有可能指向久远的历史渊源。考古学家奥利弗·迭崔奇（Oliver Dietrich）和贞斯·诺托福（Jens Notroff）推测，在土耳其发现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这个有12000年左右历史的遗迹，可能就是一处男性秘密社团的圣殿。
人类学家丹·欧文（D’ann Owen）和布莱恩·海顿（Brian Hayden）推测，神秘社团（不仅仅是男性邪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并认为这个时期的洞穴是为精英儿童举办入会仪式的地方。在《石器时代艺术的本质》（Nature of Paleolithic Art）一书中，作者R. 戴尔·格里希（R. Dale Guthrie）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洞穴绘画都是由年轻的男孩所作。石器时代的绘画中通常包括狩猎的场景、裸体女人以及阴茎形状的图案，这种现象似乎可以佐证戴尔的观点，图画很可能是男性秘密社团入会仪式的一部分的产物，但这很难被证实。
男性秘密社团并没有遍布全球，但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它们屡屡出现。这种组织的广泛性告诉了我们关于进化和人类行为的重要信息：当重要的资源——不管是财富、交配伴侣还是知识——能够被抢夺独占时，男性似乎更容易借着秘密社团的方式来组成攻击性强、作威作福的团体。明白这种动机对人类的进步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多元的政治和法制的社会，减少社会中的暴力和权威主义。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利维坦）：男性秘密社团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