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有风险，为何我们还是会做蠢事？
相比年轻人，老年人似乎更容易上当受骗，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超过60岁的老年人中，有将近12%的人曾经遭受过来自熟人和陌生人的经济欺诈。这是为什么呢？
一种解释是，人的大脑中有一处控制信任及质疑的部位，叫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一旦这个部位受损，人们在进行信任和怀疑的判断时就会出现问题。当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后，即使是拥有再高智力的人，也会在轻易地被一些普通人一眼就能看穿的骗局骗倒。当然，老年人受骗，也部分符合了文中有关脑内奖励机制的诱因（被骗财往往是由于骗子给到了一个更诱人的承诺）。
不过，话说回来，不论年长年少，被骗和做蠢事似乎都是无法避免的。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不断对外界进行的最佳猜测，那为何大脑无法避免那些愚蠢至极的事情呢？
情景剧《欢乐满屋》（Full House）的演员洛莉·路格林（Lori Loughlin）和她丈夫正在等待下一次开庭，他们被指控贿赂500,000美元，让女儿作为赛艇队成员进入南加州大学。据称，其辩护观点为，他们是向大学及其运动队做出了完全合法的捐赠（事实上他们女儿从未参加过任何赛艇比赛）。
抛开法律策略和道德考量不谈，这一奇怪的行为让许多旁观者感到疑惑，“他们当时在想什么？”毫无疑问，路格林及其家人肯定考虑过，大学里会有人审核录取记录，或者意识到招来的那些简历很华丽的新生其实并不会划船。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路格林和她家人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作为一名研究感知对行为影响的医生，我认为，要想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们做出如此愚蠢之事，一个更相关的问题是，“他们当时感知到了什么？”
“明知故犯”有多普遍
几年前，我和同事乔治·约克（George York）联手，试图研究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在政治、体育、感情和日常生活中做出愚蠢的决定。约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学家。我们一起梳理了最新的大脑扫描研究和几十年来的心理学文献。
我们将这些科学发现与无数现实中不理性行为的新闻故事和第一手记录做了比较：我们研究了一名警察的庭审证词，该警察尽管以前五名的成绩从学院毕业，却把自己的枪误认为泰瑟枪（译者注：泰瑟枪没有子弹，它是靠发射带电“飞镖”来制服目标的），误杀了一名无辜男子。我们还仔细挖掘了一名曾经冉冉升起的政治家的职业生涯，他明知道有风险，却还是用工作电话发送露骨的性爱信息。我们还发现有数十项研究证实，我们所信任的可以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三次进病房就有一次没有洗手，而这一错误行为每年会导致数千病人死亡。
当我们读到名人毁了自己的生活，或听到普通人因为做出愚蠢行为被大众所知而出名时，我们都会诧异地摇摇头，告诉自己绝不会犯同样的错。
但科学证明，我们比自己认为的更容易犯下这些错误。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感知
乔治和我在科学文献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大脑潜意识中的神经生物学序列会让我们以一种与客观现实相悖的方式来感知周围的世界，扭曲了我们的所见所闻。这种感知上的有力转变与我们的智力、道德或过往行为无关。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在发生，更遑论去控制它了。
乔治和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大脑感知转变”（brainshift），并发现它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发生：高度紧张和渴望获得重大奖励。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会做出如前述头条新闻里一样令人遗憾的行为，完全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我们不是故意选择愚蠢行事的，相反，一旦我们的感知被曲解，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的行为，在我们自己看来却是合理的。
害怕和渴望的感觉是如何愚弄我们的
神经经济学家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2005年在《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对这一神经生物学过程进行了相当精确的观察。他招募了一些志愿者来做他所宣传的视觉实验。五名参与者同时被要求观看电脑生成的三维图形，并判断两个三维图形经过旋转是否属于相同的图形。
实验的玄机在于：这五名实验对象中有四名是研究小组成员，他们会故意对特定问题给出错误答案，而房间里另一位非研究人员则能看得到别人作出回答的过程。问题是，他的回答会被他人所影响吗？
（www.ccnl.emory.edu/greg/Berns%20Conformity%20final%20printed.pdf）
伯恩斯发现，尽管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30%的参与者还是每次都能回答正确。但磁共振扫描显示，这种与他人不一致的行为给参与者带来了极大的不适，还激活了大脑颞叶中名为“杏仁核”的杏仁状结构，该结构与害怕和恐惧等负面情绪有关。
相比之下，那些与他人回答一致的参与者激活了大脑中另一个叫做顶叶的部位。该区域靠近大脑后部，主要与我们的感知有关：即我们的所见所闻、所尝所感。在得知别人的答案后，他们的大脑会下意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基于这种改变，他们选择了随同别人，从而避免了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引起的的杏仁核刺激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
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当有别人给出错误答案时，参与者答错的概率为41%；而当他们独立答题时，错误率只有13%。在几乎所有的情况里，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只有3.4%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正确答案，但不知为什么，还是选择和大多数人回答一样。
如果他们做出错误决定的罪魁祸首是身边人的压力和有意识的选择，那么参与者就会意识到这种转变。但是研究表明，这种转变存在于潜意识中，在参与者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也会发生。
优秀神学院学生的例子
1973年，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这对研究搭档邀请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学生走访校园另一头的一群孩子，就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进行布道（译者注：仁慈的撒马利亚人，基督的寓言故事中人物，是对贫困之人献以同情的典范）。
这两位研究员对这些未来的牧师其中一些人说，“孩子们还有几分钟才准备好，但你还是可以直接过去。”他们告诉剩下的人，“你们迟到了，孩子们已经在等你们了，你们最好加快速度。”
而在穿过校园时，每位实验对象都会路过一个瘫倒在门口的男人，一边咳嗽一边呻吟。
想象一下你身处在这个情况中：整个教室的孩子正在等你，但在路上，你遇到了一个显然很痛苦的男人，你会怎么做呢？或是那些虔诚的信徒会怎么做？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停下来帮助那个男人。但是，只有10%的“匆忙”学生会停下来给予帮助。
（faculty.babson.edu/krollag/org_site/soc_psych/darley_samarit.html）
对这一行为最好的解释是，因为害怕迟到，大多数学生会有一个感知的转变，导致他们没有看到那个男人，或者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否则，按照道理来说，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帮忙。
到现在为止，这些例子已经描述了在受控研究环境下，人们是如何做出错误决定的。但乔治和我观察到，历史上有几十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都存在着同样的对现实的潜意识扭曲。
观察现实生活中“大脑感知转变”的过程
生活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诺登投弹瞄准器。2011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著名的TED演讲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www.ted.com/talks/malcolm_gladwell?language=en）
当时正值二战初期，随着纳粹展开侵略行动，盟军需要发动大规模空袭才能取得胜利。但是美国将军和高级军事官员遇到了一个令人发愁的两难境地：如何在不伤害附近建筑里平民的情况下，消灭军事目标？瑞士工程师卡尔·诺登（Carl Norden）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声称诺登投弹瞄准器可以从2万英尺高空将航弹准确无误地投放到地面的“泡菜坛子”中。
美国领导人确信这样能保证不伤害民众，于是1940年，他们买了90,000个诺登投弹瞄准器，其花费相当于今天的300亿美元。当时只出现了一个问题，而这唯一的问题，就是诺登装置没起作用。美国飞行员估计约有90%的炸弹错过了目标。
当然，20世纪40年代还不存在磁共振成像机器，但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如果使用的话会发生什么。精准轰炸工具的巨大价值刺激了将军们的奖励中枢，激活了他们的顶叶，使得他们认为这项技术是有效的，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将军们自己上场的话，他们也许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下一个研究调查了人们在直接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当奖励机会把我们置于危及生命的境地
为了证明身处危险情况下人们感知的转变，我们来看看《NBC日界线》 2010年播出的一集《你在想什么?》（What Were You Thinking?）。
主持人克里斯·汉森（Chris Hansen）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租下了这个位于一栋老旧大楼四层的房间，雇了一些临时工，并告知他们在那一天要做文书工作。”
这些临时工们并不知道，房间里其他所有人都是《日界线》的员工，他们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当房间开始有烟雾出现时，《日界线》员工们假装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然，烟雾对人体无害，但临时工并不知道这点。虽然烟雾预示着大楼已有火情，但90%的临时工依然纹丝不动，即便是在烟雾完全充满了整个房间后依然是如此。当被问起为什么会忽视危险，临时工们表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除了人体感知遭到改变，我们不能用“群体思想”或“同伴压力“，或其他原因来解释这种不合逻辑的行为。当我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不会仅仅为了合群而决定放弃生命。家长们喜欢问孩子，如果他们的朋友都从桥上跳下去了，他们是否也会这么做，回答肯定是不会这么做。
根据现有的神经生物学数据，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这些临时工因为期望能获得全职工作，感知经历了潜意识上的转移，导致他们未意识到周围的危险，而如果节目播出后，他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后悔。
同样的现象在几十年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电击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如今科学界不再允许这种可怕的实验。（译者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实验需要参与者扮演老师，按照指令用电击惩罚答错问题的学生，并不断增加电击强度。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现在已经禁止这类实验。）
（harpers.org/archive/1973/12/the-perils-of-obedience/）
为什么我们做了糟糕的决定后还会坚持做下去？
《日界线》实验告诉我们，恐惧和奖励会导致糟糕的“瞬间判断”。但什么会让一个人坚持其所做出的愚蠢决定呢?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是不合逻辑的决定，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那是因为我们自动筛除掉了那些不好的信息，转而去寻找能证明我们原始决定是正确的数据。心理学家称之为“锚定效应”。（译者注：锚定效应，指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总会根据第一印象或信息形成一个自己对此事物的片面认知。就好像锚对于船只一样，人们会在自己的心里抛下一个对该事物的认知锚一样。）
感知扭曲加上锚定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一群风险投资家、高级将领和商业大亨争先恐后地去投资Theranos【译者注：Theranos一词由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拼成】。Theranos是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创立的血液检查创业公司，该公司如今已名誉扫地。
我们不知道霍尔姆斯是否研究过或知道感知扭曲这一神经生物学过程，但她却完美利用了这一点。在营销报告中，她利用了人们对常规抽血检验的害怕心理（常规抽血使用大口径针头从静脉抽取一管又一管的血液），并且承诺她的技术可以实现无痛抽血，与此同时，她的言论激发了人们大脑的奖励中枢。她解释说，Theranos的血液检测技术仅需从指尖采取几滴血就能让癌症更早被发现，用她的话来说，创造了一个“没有人会过早离开的世界”。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12/15/blood-simpler）
这些恐惧和奖励有多大的威力呢？截至2015年3月，在从来没有要求要看审计后的财务报告，或是任何证明其技术有效的公开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投资者就已经为其投资了9亿美元。大脑感知转变再加上锚定效应，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调查报告开始揭露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之后，仍有那么多董事会成员和投资者支持霍尔姆斯。
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吗？
根据我们的研究，要想避免大脑感知转变所产生的危险后果，第一步是要意识到人都是易受到影响的，无论我们的道德，社会地位或者智商如何。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哪些情况会激起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可以先从涉及金钱、性、名誉或地位的情况开始。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应该向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甚至一个局外人征求意见。
如果情况允许，咨询一个第三方专家。如果某一投资机会看上去太完美以至于不像是真的，试着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再看看。如果疑点看起来很合理，那就听进去专家的建议。
最后，尤其是在有奖励的情况下，写下以下问题的答案：
1、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2、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会有什么感受？
当面对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这一奖励时，如果路格林和她的丈夫问了自己这些问题，那他们就不会有受牢狱之灾的可能了。
文/Robert Pearl
译/RachelRachel
校对/药师
原文/www.vox.com/2019/7/23/20702987/brain-psychology-making-hard-decision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利维坦）：明知有风险，为何我们还是会做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