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28日上午10时，一架日本航空DC-8F型大型喷气式飞机，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秘密起飞。

之所以说是秘密，因为这架飞机上没有旅客，只有一堆根据日本检疫法禁止出境的东西：竹子、苹果、柿子。

当天晚上，这架飞机就飞回了东京，带着一对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兰兰”和“康康”。

由于两国在这一年恢复了邦交，周恩来决定送给日本一对熊猫。它们舍不得离开家乡，很焦虑，在飞机上就把日本的柿子都吃光了。

整个日本为之疯狂。

开展当天，上野动物园门口的游客队伍长达2公里。日本各地不少旅行社打出“到东京看熊猫”的口号组织旅游团，大发横财。

可怜那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日本人，怀里抱着熊猫玩具，手里举着画有熊猫的横幅、牌子，好不容易排到熊猫的笼子边上想好好看两眼，却被工作人员不停地推着走，还不时猛喊：

请不要在笼前停留！后面还有很多游客在等待！

日本媒体算出，当天平均一名游客要排队2个小时，只能看30秒钟。这比例，还不如现在的迪士尼。

然而，十年之后，结果却出人意料。

十年之后的1983年，日本NHK电视台在青少年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日本青年最喜欢的国家有哪些？

调查结果前十名是：

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

没有中国。

在日本年轻一代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不讲人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家。

这一令人尴尬的消息，由几位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在北京直接讲给了邓小平。

很明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交往，太少了。

于是，在当年12月，一位姓胡的中国老人访问日本时，在欢迎仪式上就迫不及待地向日本青年讲话。发出了邀请：

为了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我邀请贵国派3000位青年朋友在明年9月、10月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国承担全部费用。

这句话刚说完，在场的日本人就是一片议论声。

在场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连着揉了好几次耳朵。

他一开始以为是翻译翻错了，把“三百”说成了“三千”。可是，日语的“三百”发音是“三表哥”，“三千”的发音是“三真”，差得不小啊。

日本人没想到中国政府那么有气魄。难道是一激动顺嘴说出来的？那这也太随意了吧。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数字，是经过详细论证的。

计划最早在中国政府内部起草时，有人提出设想，能不能邀请1万人、甚至3万人来中国参观？

经过调查，这个设想被否决了，邀请最终定为3000人。因为，就把当时整个北京的宾馆、招待所全部腾空，最多住4000人。而且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房间，包给了外国公司、政府的驻华机构。

1984年的北京，还是一个极不发达的城市。

1984，北京一瞥

这一年，北京街头的人们还穿着蓝色和深绿色的衣服，自行车是城市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街道上偶尔还有马车驶过，马路上留下一滩动物粪便。

这一年，可口可乐刚刚进入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对可口可乐的印象是急支糖浆味的怪水，只有少数人品到这种碳酸饮料的好。托人办事，送可口可乐比送茅台酒都好使。

1984年4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一位手中拿着可口可乐的普通中国男人。

而对比一下，20年前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战后第一次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便接待了近三万名游客。

邀请日本人来中国访问，不仅为里子，也是为了面子。

领导人许下一番豪言之后，准备工作热火朝天而又悄无声息地展开。

筹办的具体事务由团中央负责，一位也姓胡的年轻人担任了筹办委员会的秘书长。根据行政命令，从全国各机关、高校和旅行社挑选的接待人员组成了接待队伍，开始培训。因为要邀请三千人，所以翻译就需要好几百个。

在当时的中国，凑齐几百个会日语的人可不容易，几乎把全国的日语老师都调来了。

老师们来了首先要培训宾馆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们，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的日语，比如“空尼叽哇”（你好）。

工作人员们需要学会的日语更长，虽然只有一句：

中国と日本は、水と水との友好的な隣人であり、世代を超えて引き続き友好的である。

意思是：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

那个年代，什么都免不了口号。即使是用日语。

为了给日本人一个好印象，中方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收拾打扮起来，不少人此时才领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西装。

这一年，西装品牌金利来刚刚进入中国。一套西装售价40元，大概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不要说个人买不起，国家都买不起。

大家的西装是找裁缝统一做的，跟小学生订购校服一样，根本没有量。所以大家穿起来都松松垮垮，像把全套家当穿在身上的难民。很多人还没学会打领带，只能提前一天找人帮忙打好，晚上睡觉都不敢摘下来。

每个参加筹备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2元钱。这2元钱也不全是国家出，个人要交一部分。交多少呢？看你的工资超没超过100元。超过了，你每天要交7毛钱。没超过，那只交5毛就可以，但需要另交一斤粮票。

这么节省，是因为经费确实紧张。由于是中国邀请，3000人访华的费用主要由中国承担。中央的预算一共拨出了800万元人民币。

这800万在1984年的中国绝对是天文数字，让人想一想都觉得恐怖。但光国际机票钱就花了近一半。为了省钱，他们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其中一个办法是，向这项活动的筹委会主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求助。王震听完汇报，当着他们的面拿起电话，打给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员：

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访，这是全国的大事，现在交通有困难，你们空军能不能借几架飞机用用？

要几架？

哦，你们要几架？8架？哦，那就9架吧。

好的。

王震在军队里有威望。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是359旅的旅长，“南泥湾”的直接缔造者。

也是著名的抗日将领。

来自中国的邀请，让日本又是一片震动。

日本没有一个政党或者团体能组织起3000人来中国访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邀请，发给了日本政府以及全国的47个都、道、县、府，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党、学会、青年团队，还有一些友好人士，一共发出去200多份邀请。

这200多份邀请，没有一份被拒。

访问团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但也有例外。年龄最小的是日本女歌手芹洋子的女儿小亚美，才2岁；由于妈妈是演唱《四季歌》的日本国民级歌手，她被抱在怀里来了中国；年龄最大的是87岁的全日空航空公司创始人冈崎嘉平太。这位老人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生竟来过中国100次。

更多的人参加这次访问团，纯粹出于命运的巧合。

30岁的香川县农民大平敏弘，有个身份是县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中国的邀请分到县里只有一个名额，本该由会长去，但会长正好有事，打电话问：

大平桑，你能否去一趟？

大平大喜过望：

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你不能去，太好了。

38岁的菅直人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这所大学以工科闻名，从来没有出过职业政治家——除了他。当时的他正从属于一个叫社会民主联盟的小党，这个党受到了邀请，他也成了访问团一员。

当日本青年们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刻，工作人员给他们的第一条诫令是：自来水龙头里的水不能像日本一样直接喝。然而，还是有人忘了，导致拉肚子。

一名被调来参加接待工作的检察官回忆：

我那时候刚知道在日本，水龙头的水就是饮用水，觉得难以启齿做解释，只能向往上海也会有这一天。

访问南京的这一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日本人要求，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的遗址！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两年前，日本右翼份子联同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想把“三光政策”改为“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中国极大不满。

这件事最终以中国官方抗议和日本政府的及时制止而流产，但还是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这也给中国人留了一个教训：得留下点历史证据，才能让日本人无法辩驳。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人给南京市政府写信，要求建立一所有关大屠杀的纪念馆。

有位姓崔的女同学，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写的信尤其著名。几十年后，她当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仍然对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特别关心，狠狠批评了陆川拍的《南京南京》。

次年，中国开始在南京市修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正在修建中。日本人来访问，就在这个敏感的节点上。

上面指示：

让他们看。

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地形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发掘几个月后，南京市政府好不容易才在江东门外找到了当年的万人坑遗址。日本代表团被带到的，正是这里。

他们看到了当年的遇难者遗体，尸骸排列得非常整齐，很多遗骨上还留存着明显的弹洞、刀刺的痕迹，以及日本军队留下来的的皮靴靴底、啤酒瓶和皮带扣。

在工作组的简报中，多次提到这样的场景：

某某日本人跪倒在万人坑遗址前，放声痛哭；某日本人当场向中方工作人员道歉，称我们对不起中国。等等。

接下来，南京访问团还出现了另外一起突发情况：

一位名叫穗织一成的日本青年，在参观时突发急性胃出血急需手术。但他担心中国的血液技术不过关，不愿意输中国人献的血。而同团的日本人又以旅途劳累体力不支为由，不愿为他献血。

情急之下，工作人员将此事上报中央和日本大使馆，最终决定强行为他手术和输血，保住了他的命。

访问结束后，穗织一成举家迁往中国，只收象征性的报酬，一直在中国教了好多年日语。

最后汇聚到北京，青年们除了游览故宫、长城，还受邀参观了中南海，与中国领导人泛舟湖上。

这是中国的权力中心第一次大范围的向外界公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邀请外国人参观，而且是三千名日本人。

有人担心日本代表团有人会借机刺探国家机密。于是参观前，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提前踩好了点，规定了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

整个活动，三千多日本人没有走丢一个，没有发生一次车祸和刑事案件，没有丢失一件包裹、行李。

起初，日本人很不信任中国人能办好这么大的活动，生怕出事。在代表团抵达中国的那一刻起，日本大使馆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与日本代表团保持联系。结果值了几天班，啥事没有。

大使馆一个官员说：

早知道这样，我们根本用不着。

与此同时，团中央负责接待工作的指挥部倒是24小时通宵不眠，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

为了避免一片混乱，指挥部要求在三千名日本人来华之前，务必让每个人都拿到日程表，知道自己每天的活动、场所、住在哪个地方哪个房间、房间电话号码是多少、坐的车牌子是多少。精确到每小时。

最后日本人都按时拿到了日程表，发现上面所有的字都是工整的楷书。据说有些人大为赞叹，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时团中央甭说电脑，连打印机都没有。日程表是请了一所残疾人学校的学生来帮助刻板，然后一页一页油印的。

为什么是楷书，因为刻板用的活字是楷体。

整个日本青年访华的高潮，是访问北京，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典。

胡老人亲自出席了欢迎晚宴，给芹洋子的女儿送上三项礼物：小棉袄、奶糖、巧克力。一位山东郓城来的女歌唱家与芹洋子共同演唱了《四季歌》。

10月1日，日本代表团在天安门东侧受邀观看了建国35周年阅兵式。

这是中国自1959年建国十周年阅兵以来，时隔25年后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阅兵活动，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邀请外国人参加的阅兵式。

阅兵式由开国中将秦基伟担任总指挥，这位将军曾经在山西组织抗日武装，腰间别着两把菜刀，连续端掉日本人的多个炮楼、据点。

当年的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在天安门指挥阅兵，给几千名日本人看。

阅兵式上亮相的，是此前从未展示过的解放军二炮部队和东方1-5型洲际导弹，以及和几十种从未对外公布的各类新武器。

面对一列列坦克、装甲车、导弹发射车和各军种的士兵，日本青年们纷纷感叹：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啊。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写道：

相当数量的导弹大放异彩，意味着中国将有参与任何战争的能力。

这次亲眼看到中国高调秀肌肉，也让日本人松了一口气。

日本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因为北方四岛等问题日趋紧张。中日建交时，日方异常迫切，也有联华抵御苏联的意思。这次看来，日本的算盘没有落空。

阅兵给日本青年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止有坦克、导弹，还有突然出现的中国女排和一张“小平您好”的历史照片。

阅兵式上为什么会有中国女排出现呢？话还得从一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说起。

日本媒体报道，这届女排冠军将是“日美之争”。结果令整个日本嗔目结舌。中国女排绝地反击，先后以两个3:0大胜日本队和美国队，一举获得奥运冠军。

在这次阅兵式上，中国女排被视作民族英雄，受邀参加。于是，观礼台上的三千日本青年，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里神话般的人物——人高马大的女排姑娘们从眼前经过。

他们跟中国人一起喊哑了嗓子。

而那张“小平您好”的照片，则来自北京大学几个学生对邓小平的致意。

北大生物系学生在游行中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日本代表团观礼台第二排的位置上，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拍下了这张他职业生涯的成名作。

贺延光当时很年轻，本来没有机会拍摄阅兵式。但由于他是随团采访日本青年访华团的记者，才有机会站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南侧的观礼台上，拍下了那张将来享誉世界的照片。

而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名叫李瑞英的年轻女教师主持了这场阅兵式的直播。

盛大的阅兵式，来访的三千日本青年和那个突然出现的“小平您好”的标语，都在她标准的播音腔里传向世界。

几年后，她凭借主持阅兵式时的优秀表现，进入中央电视台，当上了新闻联播主持人，一干就是二十年。很多上岁数的人都很喜欢她。

阅兵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焰火晚会，成为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最高潮，大家一直跳舞跳到凌晨两点。

几十年后，现场的菅直人回忆：

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中国青年10万人和3000名日本青年，又是跳舞，又是放烟火，像共同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当时的场面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可能是因为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太激动了，日本人在这场晚会上丢失了4台相机。被迅速找回，物归原主。广场上还走丢了几个日本人，也最终被找回来，送到了各自住的宾馆。

北京所有的宾馆、招待所都停止营业，全部用来接待日本人，仍然不够。最后国务院招待所、军队招待所等等都来救急，才勉强够住。

一家招待所的总经理不明白日本的“县”其实相当于中国的“省”，跑到工作组提意见：

为什么安排到我们那里的人都是日本某某县里来的，是不是看不上我们招待所，让我们接待农民？

很多年后，一些当初参加访华团的日本人，还记得一首在北京学会的歌：《友谊之歌飞向21世纪》：

都是黑头发，都是黑眼睛

你来我往门对门

我们是近邻

人是年轻的人

心是年轻的心

友谊之歌飞向21世纪

那是我们年轻的声音……

这首歌当初写出来的时候，就引发了内部争议。“都是黑头发，都是黑眼睛”，会不会有种族主义的嫌疑？

胡老人亲自审查，一锤定音：就这么写，没事儿。

这首歌的作者之一，是中国作曲家施光南。正因为这次审查歌曲的机会，他才有机会进中南海见到胡老人，当面提了一个意见：

现在给歌曲作者的稿费太少 ，我写了个得奖的歌曲，还是一等奖，才给我15块钱，您看……？

之后，歌曲的稿费果然提高了不少。

三千日本青年对中国的访问，后续当然不止于此。

回到日本，大家各奔东西，没有太多交集。但或多或少，跟中国都有莫名的缘分。

根据统计，这三千人，至少有三分之一，后来担任了日本的各级中日友协的负责人。有人当上了驻华使馆的参赞，还有人嫁给了日本驻中国的大使。

当年的年轻政治家菅直人，后来当上了日本首相。

从那年访华回国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选择一天，从自己的母校东京工业大学邀请50名中国留学生共进晚餐，一连持续了几十年。

参与这次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经过这次的锻炼，也开拓了不少眼界。后来，很多人都有好的发展。姓胡的年轻人成了姓胡的老人，合唱《四季歌》的那位女歌唱家当上了音乐学院的教授。

其中一位随团的翻译，后来当上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他有一句名言：

感谢国家。

三千青年访华5年后的1989年，冈崎嘉平太去世，享年92岁。他的遗愿之一，是下葬时要在身边放一幅周恩来的大照片。

在那次访华前两年的一次宴会上，冈崎嘉平太对一位中国官员说出了一番令人嗔目结舌的话：

中日两国的友好，寄希望于两国青年，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以后的发展会超过日本，中国强大了，希望你们不要欺负日本！

听到这句话时，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那时候，中国一年的经济总量才两千亿美元左右，而日本已经是过一万亿美元。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冈崎嘉平太一语成谶。

几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的年贸易额已经达到三千亿美元。与此同时，东海、钓鱼岛、教科书、慰安妇、靖国神社、抗日神剧……两国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产生，碰撞，振荡。

如同两国间的一衣带水，日日夜夜，永不停歇。

在当年的三千人访华团里，有一位叫小野寺喜一郎的日本人，担任了总代表。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遗憾地说：

在日本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青年学生个个朝气蓬勃，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眼光始终是‘朝上朝外’的。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大街小巷到处是低着脑袋盯着手机屏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人对日本以外的事物缺乏兴趣，眼光变得‘朝下朝里’。

 作者：LENS